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其腐朽反动统治，加紧对人民的压榨，征兵（抓壮丁）、征粮、征税（苛捐杂税），就是当时架在农民头上的“三把刀”。加上地方恶霸势力的压迫、剥削，使滇中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以峨山县为例：解放前国民党在峨山的苛捐杂税名目多达39种之多。如斗捐税、烧锅税、城店捐、城茶捐、城鸭捐、城屠捐、糖木捐、城碾捐、城竹捐、城铁捐、修路捐、铁厂捐、城肉捐、四脚捐、谷捐等，还有乡镇保长自行抽收的门摊户派的苛捐杂税就更多了。征兵更为频繁。仅只一个5000多人口的总果地区，1948年规定上交的军粮就达9万斤，兵额12名，税款3.5万银元。农民早已锅底朝天，不堪重负，又怕被抓兵而四处躲藏，有的群众为了抵制征兵，自己把手指、甚至把脚砍断。国民党政府的“三征”，使广大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1948年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立即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抵制国民党的“三征”。
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各地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横征、苛派、抓兵及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入手，组织农民，建立了如武工队、联防队、钩镰队、农抗会等各种形式的农民武装，展开了有力的反“三征”斗争。
一是反征粮。峨山彝族农民有一首背粮的悲惨民谣：“军粮压在脊背上，脸朝黄土背朝天，鸡叫离村送军粮，爬了一坡又一坡，汗流浃背腰腿痛，何日才能见青天。”峨山中学还流传一首《农家苦》的歌谣：“农家苦呀真正的苦，栽出的谷子官家要收；农家的汗呀雨水般流，栽出的谷子田主要收；农家的腰呀酸溜溜，栽出的谷子土匪又来抢。”这些歌曲充分反映了农民的心声。因此，当党组织号召抵制国民党的“三征”，群众就积极响应，普遍采取“软拖”的办法抵制，或者组织农民抗征。峨山县总果地区的乡长带着乡丁和催征人员到大法那村征粮时，遭到该村群众阻止。他们又想开仓抢积谷，全村农民群起而攻之，并说：“积谷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命根子，谁也不能动，谁动了就和谁拼命。”结果乡长一伙不得不溜出村。在西松店村，由于40多贫苦农民团结一致，采取软拖硬顶的办法，结果摊派的3千斤大米，一粒都没有征得。仅以峨山县太和乡为例，1948年度就没有向国民党县政府运送过颗粒粮食。征起来的部分粮税都留在本地，没有上缴县政府一斤一文。这些粮钱，为救济贫困户和武装起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二是反征税。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峨山县总果地区党组织以党员为骨干，带领农民群众起来抗争，决心不向反动政府上交1个兵、1斤粮、1元钱。他们一方面团结争取了当地的保长王天开和矣国凤，并通过他们去说服和串通其他各保保长，采取“拖”的办法进行抗争；另一方面，又派联防武装以武力进行抗征，解除了来乡催征的乡丁武装，有力地保护了群众利益。
三是反征兵。在旧社会，征兵抓丁成了“谈虎色变”的事。在反征兵中，普遍采取了抗拒、躲避、应付等方式与国民党斗争。如峨山县甸三乡采取了几种斗争方式：第一，把青年组织起来，水晶城的8个贫农团成员，保长来抓兵时，他们集合起来，手抬火枪，腰挂大刀，弹着三弦琴，雄赳赳地站在大树下，保长不敢轻举妄动，带着保丁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当知道保长们要抓那个农民去当兵，就立即通知他躲藏起来；第三，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一下，但给被抓者秘密交代，要他到某地逃跑，党组织派人在那里接应。如甸尾的积极分子李成龙按上级党组织的意图主动通知适龄青年躲避，避不开时，就预先做好工作，叫一个30岁左右患严重沙眼病的李鸿开去应付，送到县里验不上又回来了。这样甸三乡从1948年以后没有被抓走一兵一卒。
另外，峨山县的小河乡青年互助会，通过与各保长拉通关系，要他们采取回避国民党乡公所的手段，用软拖硬顶的办法，抗交乡、保、县的各种摊派费，并且直接抵制峨山县国民党政府为修锦屏山向小河乡摊派1000民工和3000棵木桩的徭役及其他苛捐杂税。1948年春又在小铺子追赶了宝兴乡到农民普友仁家抢耕牛的歹徒，又用武装赶走了到小铺子村抓兵的乡丁。
在此期间，易门的上定乡和十街，昆阳的内甸、九渡，新平的南区，华宁的盘溪也相继在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开展反“三征”斗争。
党在农村开展反“三征”，不仅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坚决拥护，中、小地主、富裕农民也愿意参加。因此，在开展反“三征”斗争的地区，国民党政府兵源、粮源、财源日益困难，其乡村政权普遍瘫痪，趋于瓦解。 |
